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何必为“为什么”而惊讶呢？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军事社会主义、军事国家、军事思维方法。难道我们不想成为另外一种人吗？……不能如此考验一个人，人是经受不住这种考验的。在医学上，这叫“活体试验”，即用活人进行实验。今天有人引用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说“人是川流不息的”。晚上打开了录音机，欣赏“阿富汗人”的歌曲。孩子们的嗓音还没有定型，他们模仿维索茨基沙哑地叫着：“太阳像颗大炸弹，落在村庄上”，“我不需要荣誉，我们能活下去就算是褒奖”，“我们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可爱的俄罗斯呀，你怎么竟把我出卖了”，“我已经开始忘记人们的相貌”，“阿富汗，你比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你是我们的宇宙”，“独腿汉子像只大鸟，在海滨跳跃”，“死者已不属于任何人，他脸上已经没有仇恨”。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的士兵返回苏联，我站在送行的人们中间。我走到一个娃娃兵面前，他没有舌头，成了哑巴，他被俘过，小兵制服里边露出军医院的病号衣。我问他话，他一个劲儿地写自己的名字：万涅奇卡，万涅奇卡。他写的名字，我看得清清楚楚——万涅奇卡……他长得很像我白天谈过话的那个小伙子，他反反复复地说：“妈妈在家等着我。”……我们乘车最后一次穿过冰雪封冻的喀布尔市区的胡同，在市中心人人熟悉的招贴画前开过去：“共产主义是光明的未来”，“喀布尔是和平的城市”，“党和人民团结一致”。这是我国印刷厂印制的招贴画。我们的列宁站在这里，举着一只手……在航空港遇见了几位熟悉的摄影师，他们在拍摄装运“黑色郁金香”的过程。他们讲话时不抬眼皮，讲如何给死者穿上旧军服，还有马裤，有时这类衣服也不够用，就不穿军衣，光着身子装进棺材。旧木板、锈钉子……“冷库里运来了新的死者，好像有一股不新鲜的野猪肉味……”如果我把这些事都写出来，谁能相信我？我们彼此太贴近了，任何人都休想逃避我的创作之路还是从人走向人，从文献走向形象。每一篇自白就像一幅彩色的肖像画，谁也不谈文献，都谈形象，都谈现实的幻觉形象。世界不是按日常实况，而是“按自己的形象与精神”创造的。我的研究对象仍然如故，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人们想的是什么？希求的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欢乐？为何而惧怕？他们记住了什么？这场战争耗时比伟大的卫国战争长一倍，而我们对它的了解，恰恰只限于我们不必为它担心的那点内容，免得我们看见自己的本来面貌而心惊肉跳。尼·别尔嘉耶夫在书中写道：“俄罗斯作家永远对真理更为关心，而不是美。”我们正是在寻求这一真理的过程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今天尤其如此，在写作台前、在街道上、在集会中，甚至在节日的晚宴上。我们无尽无休思考的是什么呢？仍然是那些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到了这时我们才弄清楚，我们对待任何事物，甚至对待人的生命，也没有像对待有关自己的神话这样关怀备至。我们是最最优秀、最最正义、最最诚挚的，这种看法灌入我们的头脑，已经根深蒂固了。谁若是敢对此有所怀疑，立刻会被扣上违背誓言的罪名，这在我国被视为大逆不道！摘自历史——“1801年1月20日谕旨：顿河首领瓦西里·奥尔洛夫率其哥萨克人向印度进军。当月内他们就抵达了奥伦堡，再由该地继续挺进，三个月之内‘经布哈拉与希瓦，抵达印度河’。不久，三万名哥萨克人渡过伏尔加河深入哈萨克草原。”摘自当今报纸——“铁尔梅兹市的扁桃树鲜花怒放，今年2月，即使大自然不馈赠这一厚礼，古城居民也会把这些日子作为最隆重最喜庆的时刻铭记心中……”“乐队开始演奏。祖国在欢迎亲爱的儿子归来，我们的男子汉完成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返回了家乡……这些年，苏联士兵们在阿富汗修复和新建了数百栋小学、贵族子弟学校和中等学校校舍，三十座医院和同样数目的幼儿园，近四百栋居民住宅，三十五座清真寺，几十眼水井，近一百五十公里水渠与河道……他们在喀布尔担负了保卫军事目标与和平设施的任务。”再引一句尼·别尔嘉耶夫的话：“我从来不属于任何人，我仅仅是自己的我。”这话不是针对我们说的。我们这儿的真理，总是为某人或某事服务的：为革命利益，为无产阶级政权，为党，为大胡子独裁者，为第一或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历届代表大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最后的力气喊出：“真理高于俄罗斯。”《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见24章，第4——5节）来者人数很多，甚至难以历数他们的名字……我反问自己。我询问别人。我寻找答案。我们每个人是怎样扼杀了心中的勇气？怎样把我们的普通男儿变成了杀人的人？为什么为了某人的需要，就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然而，我不对我的所见所闻作出评判，我只想把人的世界按本来面目反映出来。今天对战争真理的思考，如同对生与死的真理思考一样，比过去广泛多了。人终于达到了自己在不完美时所期望的目的：他能够一举杀死所有的人。苏军在阿富汗每年作战的人数多达十万，如今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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