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之名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凋柱折之感而已。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办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总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及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遭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勇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然其容力之伟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
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凋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陆奥宗光尝评彼曰:“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为伶俐有奇智,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称。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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