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武不杀杜甫《新唐书·严武传》云：“房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为房与杜危之也。”甫传云：“武以世旧待甫，甫见之，或时不巾。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衔之，一日欲杀甫，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旧史》但云：“甫性褊躁，尝凭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为忤。”初无所谓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以为然。予按李白《蜀道难》，本以讥章仇兼琼，前人尝论之矣。甫集中诗，凡为武作者几三十篇，送其还朝者，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喜其再镇蜀，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是武在时语。至《哭其归榇》及《八哀诗》“记室得何逊，韬铃延子荆”，盖以自况，“空余老宾客，身上傀簪缨”，又以自伤。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之句，故用证前说，引黄祖杀称衡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
王嘉荐孔光汉王嘉为丞相，以忠谏忤哀帝。事下将军朝者，光禄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上可其奏。光请谒者召嘉诣廷尉，嘉对吏自言：“不能进贤退不肖。”吏问主名，嘉曰：“贤，故丞相孔光，不能进。”嘉死后，上览其对，思嘉言，复以光为丞相。按嘉之就狱，由光逢君之恶，而嘉且死，尚称其贤，嘉用忠直陨命，名章一时，然亦可谓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贤，协媚王莽，为汉蠢蜮，尚得为贤也哉？
朱温三事义理所在，虽盗贼凶悖之人，亦有不能违者。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其子守文守沧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尽，使人说以早降。守文应之曰：“仆于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来，将安用之？”全忠愧其辞直，为之缓攻。其后还师，悉焚诸营资粮，在舟中者凿而沉之。守文遗全忠书曰：“城中数万口，不食数月矣，与其焚之为烟，沉之为泥，愿乞其所余以救之。”全忠为之留数园，沧人赖以济。及篡唐之后，苏循及其子楷，自谓有功于梁，当不次擢用。全忠薄其为人，以其为唐鸱枭，卖国求利，勒循致仕，斥楷归田里。宋州节度使进瑞麦，省之不怿，曰：“宋州今年水灾，百姓不足，何用此为？”遣中使诘责之，县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为不足道，于全忠则为可书矣，所谓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润笔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故杜诗云：“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又有《送斛斯六官诗》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盖笑之也。韩愈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刘义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刘禹锡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嫌，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绢九千匹。穆宗诏萧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之后，例得贶遗，若邑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裴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元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反再三，讫不得已，因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柳玭善书，自御史大夫贬沪州刺史，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书德政碑。玭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本朝此风犹存，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谓富韩公、司马温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张文定公也。此外赵康靖公、滕元发二铭，乃代文定所为者。在翰林日，诏撰同知枢密院赵瞻神道碑，亦辞不作。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道也。”彭子皇惧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汉举贤良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是时，对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复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焉。《资治通鉴》书仲舒所对为建元。按策问中云：“朕亲耕籍田，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对策曰：“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为武十干“戊”字只与“茂”同音，俗辈呼为“务”，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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