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切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被褥。看到这些东西，我知道自己如今是躺在医院里。闭上眼睛想了一下，也没想清楚自己是怎样来到医院的，脑海中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一颗炮弹在巴哈杜身后爆炸了。
“指挥员同志，您醒了！”身边传来一个姑娘惊喜的喊声，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护士。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是尤曰那亚的后方医院里。”她回答完我的问话，便一溜烟地跑出了病房。我环顾四周，这是一个单人病房，除了我睡的这张病床，屋子里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圈手椅。椅子上堆放着一堆衣服，我一眼就认出正是原来穿在自己身上的军装。
我轻轻动了动双手，没有丝毫疼痛的感觉；又活动了一下双脚，还是一切感觉良好，看来我的伤势一点都不严重。我用手在全身上下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任何受伤的部位。
正在奇怪的时候，病房的门打开了，小护士带着好几个医生护士进来了。他们进来后，就七手八脚地给我量体温测血压，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紧张的检查，发觉我的一切正常。一位戴着口罩，才用听诊器为我检查过的老军医说道：“指挥员同志，您能醒过来真是个奇迹。要知道，您在病床上昏迷一个星期，身上虽然一点伤痕都没有，但是我们却始终无法让您苏醒过来。”
“啊？！”军医的话，把我吓了一跳，居然在病床上躺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禁担忧地问他：“医生同志，我的身体不要紧吧？”
“不要紧的，指挥员同志。从刚才的检查结果来看，您的健康状况非常理想，随时都可以出院。”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口气中好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他又转身对那个小护士说：“阿妮娅，你留下来好好地照顾指挥员同志。明白了吗？”
“明白，院长同志。”听了她的话，我不禁暗自吃惊，为了给我检查身体，居然是军医院的院子亲自出门，未免也太重视我了吧。
这群医生护士才收拾好仪器，放心地离开了病房，只留下了那名叫阿妮娅的小护士。
等大家离开后，我小护士把放在椅子上的衣服递给我，然后边穿衣服边和她聊开了家常：“亲爱的，你叫阿妮娅？”
“是的，指挥员同志。”她有些拘束地回答着我。
“当护士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是列宁师范的学生，今年刚上大二。战争爆发后，学校停了课，虽然没有人动员我们，但是大多数的同学都上了前线，我也就跟着来了。”
“你的同学都在医院里工作吗？”我接着又问道。
“不是的，指挥员同志。除了我和几个女同学在医院里当护士外，其余都到了前线的作战部队或者是在城市里修筑防御工事。”
“哦。”我点点头，掀开了被子，开始往腿上套那条并不合身的男式军裤。
“指挥员同志，您怎么穿的是男式军裤啊？”阿妮娅好奇地问道。
“穿裙子太冷了，军需官又没有给我发合身的军裤，所以我才临时找战友借了一条。”
“所有的女兵们都穿裙子吗？”她这么一问，倒真把我问住了。我只记得在列宁格勒的时候，高射机枪连的女兵们都穿的是蓝色的裙装，街头指挥交通的女战士们穿的也是裙子。至于其他的女兵嘛，到莫斯科以后，我貌似还没有在部队里见到过其他的女姓，所以她们的下装穿什么，裙子还是裤子，我还真不知道。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赶紧把话题岔开，问点我最感兴趣的事情。
“还在战斗中。”她的回答非常含糊和笼统。这也难怪，苏军内部的信息太闭塞，别说她一个小小的护士，就是营级或者团级的指挥员也同样不知道战斗在哪儿进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部队集合好，按时进入上级指派给他们的战斗阵地就行。
“我真的在床上昏迷了一个星期吗？”我对刚才军医的话产生了一丝怀疑，我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痕，只是被炮弹的气浪震晕了，怎么可能会昏迷那么久呢？
“是真的，指挥员同志。”阿妮娅回答我时，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表情。“您在床上昏迷不醒的这段曰子里，每天都有很多上级指挥员打电话来了解您的情况。听在院子办公室里工作的一个同学说，打电话来的，有您所在师的师长，集团军司令员，甚至还有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呢。”
我穿好了军上衣和棉军裤，却没有发现我那件每天穿的军大衣，便问阿妮娅：“阿妮娅，我还有件军大衣，你看见了吗？”
“我知道在哪里。”阿妮娅拼命地点着头说，“您被送到医院的那天，军大衣上面全部是血，湿得就如同才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所以一脱下来，我就送到洗衣房里去了。您等一下，我马上去帮您取回来。”说着她便拉开房门跑了出去。
我坐在床边盯着屋顶发呆，回想着受伤前的情形，炮弹是在巴哈杜的身后爆炸的，我都被震晕了，他更是凶多吉少。我军大衣上面的那些血迹，估计就是他身上的吧。
阿妮娅抱着军大衣回到了房间交给了我，我接过衣服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虽然军大衣已经被细心地清洗过，不过前襟上还是能看到大片大片褐色的痕迹，看来巴哈杜已经牺牲了，我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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