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她上衣口袋里插了几支，于是说道：“不好意思，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这时她向我投来一道目光，眼神里充满了嘲讽和轻蔑，好像是我亲手害死了这些婴儿，而且毫无悔过之意。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被人鄙视得最狠的一次。
“那你得把手套摘了。”说着她瞥了眼我的手，意思是我还戴着搬婴儿用的橡胶手套呢。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把笔借给一个刚摸完婴儿尸体的人（毕竟对美国医院这种官僚机构来说，签字笔属于宝贵的机构资产）。但她的这番话已向我表明，她其实非常惧怕死亡。我对她总是笑脸相迎，笨嘴拙舌地表达歉意，解释自己还是个新手，但不管我怎么做，她都当我是地狱的使者，一个肮脏的变态狂。她觉得在医院当保安没什么，但总去太平间就有些过了。我摘下手套，在表格上签好字，推着婴儿回到车上。我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坐在推车里散步了。
火化婴儿和火化成人的流程差不多。我们先登记婴儿的名字（前提是父母给他们取好了）。通常情况下，标签上只写着“约翰逊宝宝”或“桑切斯宝宝”。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婴儿已经有了自己的全名（哪怕不太好听，例如把“凯特琳”改作“凯特·琳恩”），因为这意味着父母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准备。
我们没有专门把婴儿尸体送入火化炉的设备，不像火化成年人时，有传送带可以用。这时就需要火化工，也就是我，完美地把婴儿抛进去：婴儿脱离你的手，稳稳着陆在仓顶主喷火口的正下方。你一定要保证婴儿落在正确的位置，不过不用怕，练练就熟了。
婴儿火化一般安排在全天的最后进行。经过一天的燃烧，火化炉内壁温度极高，几乎能把婴儿烤化。所以麦克经常让我在下班前少烧一具成人尸体，用省出的时间“多解决几个小的”。
火化成年人需要几个小时，其中包括火化本身和系统冷却的时间。婴儿最多用20分钟即可。我开始给自己设立目标：好的，凯特琳，现在几点了？下午三点一刻？我敢说你五点前一定能烧完五个婴儿。加油，宝贝儿，五点前五个，你肯定能做到！
很可怕是吧？确实有点儿。但我不能每烧一个婴儿就沉浸在悲伤中——他们那么小，还未来得及享受世间的爱，便悄然离去——不然我一定会发疯，最后落得和女保安一个下场：幽默感全无，并且心怀恐惧。
如果要火化那些包在蓝色塑料袋里的婴儿，我会先解开塑料袋，把婴儿露出来。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观察死婴，满足自己病态的好奇心，而是觉得我必须如此，因为我不想像丢弃医疗废物似的处理他们，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不值得我留念。
我不止一次发现，袋子里有时装的是畸形儿：过大的脑袋、重叠的双眼、扭曲的嘴巴。启蒙运动之前，欧洲人对畸形的解释五花八门，比如畸形是由母亲的堕落造成的，或者是双亲邪恶念想的化身。孩子可怖的模样反映了父母的罪孽。
安布鲁瓦兹·巴累在其16世纪中期的著作《怪物与奇迹》中，列出了一系列导致出生缺陷的原因：上帝的愤怒、精子量过多、子宫病症、母亲的无耻贪欲。现在看来，这些说法都不太靠谱，除非你把怀孕时吸毒的行径归结为“无耻的贪欲”（这个形容其实很到位）。
显然很多人不愿意要这样的孩子，纯粹把他们当累赘。畸形儿很少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因为没有人能轻易开导自己，说这不过是胚胎进化成婴儿的过程中出现的小差错。奥克兰的贫困率比整个加利福尼亚州都高，毒品和帮派问题层出不穷。西风火化过肤色各异、来自不同种族的婴儿，看来邪恶勾当已在奥克兰众多社区扎了根。
婴儿畸形的器官在我眼前暴露无遗。他们之所以异于常人，有可能是大自然残酷无情的恶作剧，也有可能是母亲怀孕时，沉溺于吸毒等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这没什么好猜的，不过当我连续打了好几通电话，也不见有人来领骨灰时，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我只哭过一次，为了一个月份稍大点儿的婴儿。那天下午，我到办公室找麦克，想问问他在尸体运来之前，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他回答道：“知道吗，你其实可以……算了，别管了。”
“等等，‘别管了’是什么意思？”我追问道。
“我本来想让你给一个婴儿剃头发。不过别担心，我不会要求你做的。”
“不不，还是我来吧，我能搞定！”和以前一样，我仍然急于证明自己的勇气和专业性。
麦克交给我的是个女婴，已经11个月大了，死于心脏缺陷。她沉甸甸的，完全是发育成熟的婴儿该有的模样。她的父母想在火化前剪下她的一缕头发，放在项坠盒或戒指里留作纪念，就像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那样。我很敬佩过去的有心人，能够用逝者的头发做成漂亮的珠宝和纪念品。但不知何时，我们抛弃了这个传统，以至于现在一提到尸体就恶心，更别说留住某个部分作纪念了，哪怕像头发这么无害的东西都不行。
为了方便操作，我把她小小的身体抱在怀里。这是给婴儿理发的最佳姿势，很容易就能剪掉她软软的金色卷发。我把剪下的头发装入信封，抱着她走进火化间。我站在火化炉旁，正准备送她进去，突然一下子哭了出来——我们这行很少有人哭，不然没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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