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殡仪馆一般给打折，火化婴儿也得花上几百美元。当然，没有一个母亲愿意从医院得到这种免费服务。我们从医院敛回婴儿的尸体，安放在冷库的“小小花园”中。一周有时只有三四具，有时会更多。我们每火化一具婴儿尸体，医院就寄给我们一张支票。与火化成年人的手续不同，婴儿尸体到达火葬场之前，医院就已经填好了加利福尼亚州死亡证明。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缠着刚刚遭受丧子之痛的母亲，例行公事地问她问题（“您上一次月经是什么时候？怀孕时抽过烟吗？一天几包？”）。有一次，克里斯去旧金山湾另一头的法医办公室敛收尸体，麦克便派我去医院取回本周的婴儿。我感觉这种活儿稍不留神就会搞砸，于是要求他仔细给我讲一遍流程。“医院后面有个卸货处，你把车停在那儿，然后到护士站说你来取婴儿。他们会给你一些表格，填完就能把小孩领走，没什么难的。”麦克保证道。十分钟后，我把车停在医院后面的卸货处，推着轮床进了医院。给婴儿用成人尺寸的轮床的确有些可笑，但比起把婴儿夹在腋下、大摇大摆地穿过走廊，还是轮车更保险。我都能想象自己一副手忙脚乱的模样，不停地把婴儿掉在地上，就像一个手里拎着超多杂物的妈妈，恨不得赶紧抄近道把东西放到车上。按照麦克说的，我先去护士站报到。可到了之后，我还是觉得这事儿有些难以启齿。和不认识的人初次见面时，我会习惯性地灿烂一笑，跟人家寒暄几句；但如果是去取尸体，我就笑不出来了，免得看起来欠揍：“嘿，你今天怎么样？我来取婴儿的尸体。顺便说一句，宝贝儿，你的耳环真漂亮。”但话说回来，如果一边低头摆弄手指，一边面无表情地告诉人家你来干吗，你就成了殡仪馆来的怪胎，所以得把握住平衡：活泼，但不失严肃。几个护士交头接耳一番，确认我有资格领走婴儿的遗体，就让保安领我到医院太平间。保安是个凶巴巴的女人，对我此次来访的意图清楚得很，一点儿想要配合的样子都没有。我笨拙地试图把轮床推进电梯，几次都磕到了墙上，最后总算成功搞定。电梯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气氛着实有些尴尬。保安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非常合理：“你为什么推个轮车？”“这个嘛，”我回答说，“你知道的，嗯……就是把婴儿带出去。”她很快回嘴：“之前那个人用的是小纸箱。那人今天怎么没来？”一个纸箱。真他妈天才。这是个谨慎的做法，不仅方便携带，而且合乎情理，一次还能装下好几个婴儿。麦克为什么没告诉我？我真是太失败了。保安打开太平间的大门，示意我进去，自己却往门口一站，双臂交叉在胸前，一脸嫌弃地看着我。屋子里摆着好几排一模一样的不锈钢冷柜，我完全不知道婴儿放在哪个里面，只好硬着头皮向她求助。“怎么，你不知道？”她冷冷地说，然后慢慢抬起一根手指，指向其中一个冷柜。我把婴儿一个一个从里面拿出来，固定在轮床上，整个过程看上去愚蠢透顶。女保安跟在我身后，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默默祈祷死神教母赶紧现身，用魔法把轮车变成纸盒或牛奶箱，或者其他什么玩意儿，只要别让我用成人尺寸的轮车推着这些小尸体招摇过市就行。就当我觉得终于可以“活泼但不失严肃”地溜之大吉时，女保安给了我致命一击：“女士，你要在这些表上签字。”我身上带笔了吗？呵呵，当然没有。我看到她上衣口袋里插了几支，于是说道：“不好意思，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这时她向我投来一道目光，眼神里充满了嘲讽和轻蔑，好像是我亲手害死了这些婴儿，而且毫无悔过之意。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被人鄙视得最狠的一次。“那你得把手套摘了。”说着她瞥了眼我的手，意思是我还戴着搬婴儿用的橡胶手套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把笔借给一个刚摸完婴儿尸体的人（毕竟对美国医院这种官僚机构来说，签字笔属于宝贵的机构资产）。但她的这番话已向我表明，她其实非常惧怕死亡。我对她总是笑脸相迎，笨嘴拙舌地表达歉意，解释自己还是个新手，但不管我怎么做，她都当我是地狱的使者，一个肮脏的变态狂。她觉得在医院当保安没什么，但总去太平间就有些过了。我摘下手套，在表格上签好字，推着婴儿回到车上。我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坐在推车里散步了。火化婴儿和火化成人的流程差不多。我们先登记婴儿的名字（前提是父母给他们取好了）。通常情况下，标签上只写着“约翰逊宝宝”或“桑切斯宝宝”。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婴儿已经有了自己的全名（哪怕不太好听，例如把“凯特琳”改作“凯特·琳恩”），因为这意味着父母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准备。我们没有专门把婴儿尸体送入火化炉的设备，不像火化成年人时，有传送带可以用。这时就需要火化工，也就是我，完美地把婴儿抛进去：婴儿脱离你的手，稳稳着陆在仓顶主喷火口的正下方。你一定要保证婴儿落在正确的位置，不过不用怕，练练就熟了。婴儿火化一般安排在全天的最后进行。经过一天的燃烧，火化炉内壁温度极高，几乎能把婴儿烤化。所以麦克经常让我在下班前少烧一具成人尸体，用省出的时间“多解决几个小的”。火化成年人需要几个小时，其中包括火化本身和系统冷却的时间。婴儿最多用20分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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