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身材瘦削，穿着一件灰蓝色的衬衫，纤细的脖子让他本来正常的脑袋显得有些大，头顶两侧的发际线早已守不住他们应有的位置，唯独中央一小撮头发仍然顽强的坚守着自己的位置，从正面看起来就好像留了个莫西干头一般。
真是糟糕的衣着品味和发型，恐怕大多数人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都会如此吐槽，可是当你接触到他金丝眼镜下的目光时，你就会收回上述评价，转而为他目光中所流露出的智慧光芒而倾倒。
吕丘建整了整衣服，向前两步恭恭敬敬的打着招呼，“高尔斯教授您好怀尔斯教授您好希望没有打扰你们”
“没有吕，安德鲁是专门来看你的”，高尔斯教授将吕丘建引到沙发前坐下，打了个响指叫过自己的助理，“吕，你喝茶还是咖啡”
“茶，谢谢”，吕丘建大大方方的坐到沙发上，仰望着如今数学界至高无上的神袛，“怀尔斯教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么”
安德鲁－怀尔斯教授之所以受到全世界数学家的崇敬，是因为他在七年前解决了困扰数学界三百多年的难题费马大定理。
1637年，被称为业余数学家之王的法国人皮埃尔－德－费马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者将一个4次幂写成两个4次幂之和；或者，总的来说，不可能将一个高于2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样次幂的和。
这个喜欢恶作剧的天才，又在后面写下一个附加的评注：我有一个对这个命题的十分美妙的证明，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
费马死后，他的儿子意识到这些草草写就的自己或许有其价值，用了五年时间将其印刷刊出，这些被侥幸发现的蛛丝马迹成了其后所有数学家的不幸。一个高中生就可以理解的定理，成了数学界最大的悬案，从此将那些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整整折磨了358年。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天才前赴后继，向这一猜想发起挑战。
费马大定理本身从提出到证明的过程，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惊险小说。寻求费马大定理证明的过程，牵动了这个星球上最有才智的人，充满绝望的反抗、意外的转机、隐忍的耐心、灿烂的灵性。
欧拉，18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在那本特殊版本的算术中别的地方，发现费马隐蔽地描述了对4次幂的一个证明。欧拉将这个含糊不清的证明从细节上加以完善，并证明了3次幂的无解。但在他的突破之后，仍然有无数多次幂需要证明。
等到索非－热尔曼、勒让德、狄利克雷、加布里尔－拉梅等几个法国人再次取得突破时，距离费马写下那个定理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而他们才仅仅又证明了5次幂和7次幂。
事实上拉梅已经宣布他差不多就要证明费马大定理了，另一位数学家柯西也紧随其后说，要发表一个完整的证明。然而，一封来信粉碎了他们的信心：德国数学家库默尔看出这两个法国人正在走向同一条逻辑的死胡同。
在让两位数学家感到羞耻的同时，库默尔也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完整证明是当时的数学方法不可能实现的。这是数学逻辑的光辉一页，也是对整整一代数学家的巨大打击。
20世纪，数学开始转向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并取得非凡进步。1908年，德国实业家沃尔夫斯凯尔为未来可能攻克费马大定理的人设立了奖金，但是，一位不出名的数学家却似乎毁灭了大家的希望：因为这个问题是如此困难，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的哥德尔甚至怀疑这是一个在现有算术公理体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尽管有哥德尔致命的警告，尽管经受了三个世纪壮烈的失败，但一些数学家仍然冒着白白浪费生命的风险，继续投身于这个问题。二战后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大量的计算已不再成为问题。借助计算机的帮助，数学家们对500以内，然后在1000以内，再是10000以内的值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到80年代，这个范围提高到25000，然后是400万以内。
但是，这种成功仅仅是表面的，即使那个范围再提高，也永远不能证明到无穷，不能宣称证明了整个定理。破案似乎遥遥无期。
1963年，年仅十岁的安德鲁－怀尔斯在一本名叫大问题的书中邂逅费马大定理，便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放弃它，必须解决它。70年代，他正在剑桥大学研究椭圆方程，看来与费马大定理没什么关系。
此时，两位日本数学家已经提出谷山－志村猜想，将怀尔斯正在研究的椭圆方程与模形式统一在一起。看来也与费马大定理没什么关系。
80年代，几位数学家将17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与20世纪最有意义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找出了证明费马大定理的钥匙：只要能证明谷山－志村猜想，就自动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曙光在前，但并没有人对黎明的到来抱有信心，谷山－志村猜想已经被研究了30年，都以失败告终，如今与费马大定理联系在一起，更是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任何可能导致解决费马大定理的事情根据定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几乎已成定论。
就连发现钥匙的关键人物肯－里贝特也很悲观，“我没有真的费神去试图证明它，甚至没有想到过要去试一下。”大多数其他数学家，包括安德鲁怀尔斯的导师约翰－科茨，都相信做这个证明会劳而无功，“我必须承认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大概是不可能看到它被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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