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税。
这是刘弘在现有条件下，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凡戎边战士，免除农税！
后世科举制度下，万千士子寒窗苦读数十载，难道每个人都是冲着出入庙堂，位居高位？
并不尽然。
科举制度巅峰时期，每次科考参与人数几近数十万，有几人能最终步入朝堂？
事实上，科举制度最大的吸引力，还是在于免税——凡举人及第，名下田亩统统免税！
这就使得，参与考举的士子们才走到举人一步，入仕做官八字还没一撇，就有无数乡邻心甘情愿的奉上土地，请求这位举人将自家土地挂在名下，以免除农税。
而这种情况，显然是刘弘不愿意看见的——正是庞大无比，并以每三年数千人增长的‘免税阶级’，才使得后世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低，对地方掌控力度越来越弱；无奈之下，只能把供养国家的担子，压在本就穷苦贫弱的百姓身上。
所以，刘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所有在长城一线戎边的士卒，都可以免除一百亩地的田税。
一百亩地，正是高皇帝刘邦给天下百姓发土地的标准；现在过去不过二十年，绝大多数人家的田亩都是一百亩。
一百亩的免税标准，基本上可以保证惠及绝大多数底层士卒的同时，避免出现‘范进中举’中，百姓争相献上土地，地方豪强挖国家墙角的状况。
需要一提的是，此时的农税，并不是按固定的每年每亩缴多少粮食，而是非常科学的按照收成百分比上缴——十五税一。
每到临近秋收的时候，地方县衙就会派出缴税官：游缴，带着无秩小吏和称量工具，死死守在田边。
此时百姓的耕作，也普遍严格遵照节气，什么时候灌水，什么时候收获，都是根据专门的‘望天人’估算时节；多数情况下，一个县乃至于一个郡的秋收，都会在同一天。
到了秋收日，百姓用镰刀收获粮食时，游缴带来的小吏都会瞪大眼睛，紧盯着百姓将还散发着秸秆气息的作物送到田边，称重缴税。
无论最后的收成是多少，游缴都会将收成的十五分之一分出来，作为农税。
简单透明，即便收税官在称量工具上动手脚，百姓也能大概目测出，游缴取走的部分，究竟是不是自家土地收获的十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某人名下的一百亩田产量是三百石，那就缴税二十石；收成六百石，农税就是四十石。
这种类似‘绩效’的按百分比纳税的方式，使得地方官对治下百姓的土地收成也十分关心——对地方官而言，税收，那就是政绩啊！
收上来更多的税，就意味着治下土地的收成好，不要脸一点的地方官，也可以吹一句‘民安居乐业，暖衣饱食，无有饿殍’。
除此之外，更高的税收，也会使得官衙的经费更加宽裕。
——此时，地方属衙的运营经费，并不是由中央拨款下发，而是地方自己从秋天收上来的农税扣留，将剩下的部分运到长安，上缴国库。
至于截流标准，按照刘邦所制定的‘量入为出’，通俗来说，就是根据收入，调整政府开支。
如果税收多，那地方官府自然可以理直气壮的多截留一些，用于第二年给官员发放福利、维护道路，乃至于开渠引水，提高粮食产量等等。
税收少，那地方官自然没有底气多截留，第二年只能勒紧裤腰带，吃饭都不敢带油水；至于造路开渠，逢年过节给治下官吏发个红包什么的，更是想都别想。
十五税一，大约百分之六七的税率，对封建时代而言并不算太高；但实际状况是，历史上文帝将农税税率从‘十五税一’减半，改为‘三十税一’，刘恒在百姓眼里就成在世圣人了！
从百分之7降低到百分之3.5，看上去并不多，真的值得百姓如此感恩戴德，甚至到了武帝晚年，都还记得刘恒的好，从而愿意被猪爷一纸罪己诏收回民心？
若是了解此时百姓的生活状况，就可以发现：刘恒所做的一切，确实值得被百姓称一句‘圣人在世’。
开国初，刘邦给天下每一户人家，都各发了一百亩地；而如今主要作物——粟米的亩产，普遍在三石左右。
如此算来，一户百姓劳作一年所得的收获，就是三百石粟米。
至于支出，即便不考虑特殊状况，按照此时普遍存在的‘一夫五口治百田’的家庭组成，每家五口人计算，一年的口粮，就要用去一百二十石。
看上去，百姓手上还剩下一百八十石；但实际状况，却并没有这么乐观。
即便不考虑柴米油盐、穿衣用度等支出，光是粮价的浮动，就足以让百姓泪流满脸——秋收之后，田里种出来的粮食，是要卖出去的！
而市场上顿时涌入大批粮食，自然会使得粮价暴跌；但无力储存粮食的百姓依旧只能认命，以远低于平时的价格，将粮食贱卖给粮商。
等百姓家里留的粮食吃完了，再去买米的时候，粮食可就不是卖出时的价格了——夸张一点的时节，粮价甚至会比秋收后，百姓卖出的价格贵一倍！
如果遇上今年这样，时局动荡，兵荒马乱的时节，就很容易出现农民吃不起自己播种、自己收获，卖给粮商的粟米这种状况。
这就是封建时代，百姓最无奈的事：谷贱伤农，谷贵害农。
多数情况下，一夫五口百田的理想状况，农户忙活一年，除了勉强填饱肚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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