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湾海战结束后的第二天，日军在几个方向的进攻都停了下来，激烈战斗的营口前线和大虎山前线突然停火，苦战多日的绿脚兵终于缓了一口气。
海军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败仗，日本上下都是震惊不已，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肖林这个对手，没了包抄敌后的登陆战，硬着头皮往绿脚兵坚固的工事上撞，会变成一场残酷的消耗战，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日本无法承受。
日军转攻为守，绿脚兵暂时也攻不出去，面对6、7个师团的强大敌人，继续坚守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不过国人对这个结果已经非常满意。辽东湾海战之后，社会各界纷纷对东北军和绿脚兵极力赞扬，肖林也走上舆论前台，威望急剧上升，已成为东北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风头甚至隐隐盖过了张学良。
不过中日双方虽然停火，却没有签署和平协议，战场上并未分出胜负，大家都在积蓄力量。
胜利的欢呼渐渐散去，东北抗战前线暂时恢复了平静。
在战役层面上，东北军和绿脚兵是“九一八事变”的胜利者，陆地海上连番取胜，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战略层面上，日本却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占领了富饶的东北平原，吉林辽宁两省大半国土沦丧，中*队暂时无力收复。
但是日军也受到重创，第2师团大半被歼，第6师团几乎全部葬身鱼腹，尤其是辽东湾一场海战，半个第三舰队被送入海底，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经过战争的实践考验，巨舰大炮被更加灵活机动的航空兵击败，传统的海战思想受到革命性的颠覆。航空兵制胜论占据了上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未来的海上霸主属于航空母舰。列强随即发现，轻视航空兵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已经过时，海军假日时期结束了。
避开条约的限制规定，美日英法的海军部门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建造各种大型货轮。但是明眼人看一眼图纸就会知道。这些造型古怪的滚装货轮在战时稍加改造，就是一艘标准的航空母舰。
世界海军的发展历史因辽东湾海战而改变，这是肖林没有料到的。
但是有些历史事件却具有顽强的惯性。日军在1932年1月28日还是如期挑起了淞沪抗战。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日本在东北碰了个头破血流，本该休养生息隐忍寻找机会。日本军方少壮派却信奉“巧克力的滋味，只有尝一尝才知道”的真理，在上海又一次大打出手，逼得南京政府一度迁都洛阳，最后在美英列强的调停下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历数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背后总能找到权力斗争的影子，这其中既有军方和民选政府的斗争。也有陆军和海军之间的斗争，还有陆军内部统治派和皇道派的斗争。
在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中第11、12条明确规定，天皇统帅日本国陆海军，并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
这种制度确立了日本军方拥有独立的统帅权，使得日军参谋总局成为和内阁平行的天皇直属机构，负责军中的所有事物。同时由民选政府控制军费预算。以制衡军方。
但是军方还有要挟政府的法宝——现役武官制，既陆相和海相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一旦政府和军方发生重大矛盾，海相陆相集体辞职，内阁就只好倒台。
自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20年代初期。日本军方高层都被藩阀把持，内部实行严格的按资排辈，以至于一些平庸之辈进入上层，随着陆军大学毕业的少壮派军官渐渐成熟，中级参谋军官成为主要的决策力量，日军课一级单位共同商定的事情，上面是不能轻易反对的，这也是“下克上”最初的由来。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九一八事变”，宇恒一成等高级军官都是幕后导演，前台主角却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等佐级军官，一小撮人将整个国家拖入战争深渊，这种事情在日军二战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真实的历史上，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九一八事变”并非准备周全之举。打仗就得有钱，为了筹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费，板垣征四郎等人向实业家藤田勇借款10万日元充当经费，并允诺事成之后十倍偿还，后来藤田勇来要钱，板垣找到本庄繁申请100万日元，本庄繁勃然大怒：“事变是中*队破坏铁路引起的，为什么还要向那些追逐利润之徒借债呢？”。板垣只好请出已经下台的河本大作，向本庄繁吐露了真相，最后由陆相荒木贞夫出面，动用陆军机密费还上了这笔亏空。
日军上下明知板垣征四郎等人在违反军令，却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影响下，对他们报以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将天皇和政府蒙在鼓里，板垣后来作为有功之臣受到重用，在军中担任要职，最后作为战犯被远东军事法庭绞死。）
不能忽略的是，裕仁天皇知道真相后，对事变采取了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并利用此事在军中玩弄权术，趁机打压藩阀势力，扶植陆大少壮派上台。
与尚武的天皇不同，民选政府还保持着最后一丝理智，因为挑起淞沪抗战，直接侵犯了美英在中国的利益根本，以至于日本在国际上陷入被动。新任首相犬养毅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要求日军退出东北，以东北形式上的主权换取实际利益，以及外交上的主动。
犬养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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