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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是粤西重镇，也是东虏西侵的前哨，仓库中军粮充足，共存粗粮，细粮六千余石，够大军一月所用。藩库**存金、银、铜钱折合银两共计六万余两。外加从鞑官和汉贼劣绅的宅邸中额外抽抄到了金银二十三万两，粮食一千五百余石，粮食不说，论金银的数量竟比藩库中的还多得多，这些个鞑官劣绅可真能贪的。”
都监军使王夫之稍稍吐槽了一句，又接着道：“此外，缴获皮甲、铁甲、棉甲共计三百余副，刀枪盾弩完好者一千五百余件，合格鸟铳三百余杆，四磅红夷炮一门，虎蹲炮十三门，另有毒、火箭、留客住、铁蒺藜、夜雷叉、狼牙拍等城防器械无数，此外还得到战马两百余匹。”
王夫之如数家珍地一一列举了缴获到的战利品，条理也算清晰。
朱由榔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此一仗重伤、战死战、辅兵约两百人，俘虏歼灭清军绿营近三千人，其中以战力低下的原明降军为主，虽然比起对手的损失实在微不足道，可朱由榔却依旧感到一阵肉疼。
这些军士可都是他花了大量时间一手栽培出来的，是他的忠实部属，也是决定他能否在明末乱世生存下去的资本，少一个他都心疼的要死，更不要说一下子折损了近两百了。
不过朱由榔也知道想要让侍卫亲军们快速成长起来，必须要经过血的洗礼，大浪淘沙，百炼成金，有些代价是必须要付出的。
对于死殉的侍卫亲军们他没什么好说的，一定会好好安葬，隆重掩埋，让他们的灵魂能够安息。
对于伤者，朱由榔也会尽心给予医治，重伤的比较难治，到是一些轻伤的，只要照料好一点，不引起伤口发炎，过几天便又能活蹦乱跳了。
对于缴获得来的军械兵器，朱由榔很是重视，特意吩咐王夫之把它们集中入库，到时按需分发到各营团。
有了火炮、铁甲、皮甲、鸟铳这些军国利器，军队的战力又可以提升一成了，特别是那三百余杆鸟铳，十几门虎蹲炮，一但分发下去可以快速增强军中火力，和远程打击能力。
虽然鸟铳的威力比之弓箭强不到哪去，但训练一个合格的鸟铳手只要一到两个月，甚至都不用；而想训练一个合格的弓箭手却要几年的时间，性价比太低。
实力一下子增长这么多，由不得朱由榔不兴奋。不过她只兴奋了一会，眼神便又黯淡下去了。
现在已经是十七世纪中叶了，西欧不少国家已经装备性能更好的燧发枪了，鸟铳这种原始的火绳枪更是早在十六世纪就被西欧各国淘汰了。可直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军队还都是以冷兵器为主，连鸟铳这种火绳枪都能算得上最顶尖的利器，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啊！
更可悲的是，在原本的历史剧本上，自1644年满洲鞑子入关以后，一直到清末的太平天国时期，两百多年间，清军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都一直用火绳枪，从未考虑改用更先进的燧发枪，而西欧诸国却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早已将火器换了好几代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是因为满清皇帝不知道燧发枪这种十六世纪中叶就出现的枪械吗？或者是真的不知道火枪的重要性？
非也！
清初的几个皇帝不是把火枪当做弱者之械，恰恰相反，他们一直将火器当做军国重器来看。
认真说来，满洲鞑子虽然以骑射起家，但最后却是靠火器发家的，当年老奴努尔哈赤被明军的红夷大炮轰死后，满鞑就开始重视火器了，黄台吉即位后，对火器更加注重，千方百计的想仿制。后来辽东三矿徒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投降黄台吉后，满洲鞑子至此就拥有了精锐的火器部队。满清入关后，南方就是靠三矿徒和绿营的火器扫平中原的。
康熙年间，清军在雅克萨对战沙俄，在西北对葛尔丹时，经常以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兵力对抗拥有燧发枪的他们，却常遭惨败，吃足了燧发枪的苦头。故而康熙对这火器的厉害和当年的红夷大炮一样，认识透入骨髓。后来乾隆南征缅甸，也在更先进的燧发枪上栽了大跟头，但即便如此，依然没有去改进火枪。
明末清初的火器专家戴梓八天仿造了当时号称只有比利时人才能造的“子母炮”，更是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连珠火铳”也叫二十八连珠火铳，他的形状很像琵琶，能够连续射击二十八发子弹，火力非常强大。当其进贡给康熙时，康熙表面赞扬，暗中将连珠火铳束之高阁，并严令他不得再造。康熙还不放心，之后又寻了个理由，将其流放当时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辽东。
清初的几个皇帝曾经在自己的皇宫里收集了当时各种各样的火器，其中更有当时最先进的线膛枪——来复枪！但却一直没有普及到军队中去。
鞑子皇帝就是因为太了解火器的威力了，所以才要坚决遏制它的发展。如果放纵火器发展，就会面临一个非常恐怖的现实，那就是一枪在手，一个妇孺老弱就能干掉一个八旗勇士！
至于他们为什么没有禁用鸟铳，也许是因为鸟铳早在明中期就已普及，满洲鞑子建国之后再想禁用，很不现实，所幸鸟铳缺陷太多，威力比之弓箭也强不到哪去，对他们威胁不大，故而没有禁用。
清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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