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日两国有一段长达十年的蜜月期，从政治上来讲，日本需要和身为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近邻打好关系，从经济上来讲，他们需要践行以日本为雁头，以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以中国大陆与东盟各国为尾翼的雁阵理论。
即日本先发展某一产业，当技术成熟，生产要素也产生变化时，这些产品在日本的竞争力转弱，接着亚洲四小龙自日本移转技术或产业转移，开始发展此一产业，在此同时，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到另一个新的层次。
同样地，当亚洲四小龙在该一产业发展成熟后，这些产品的生产又转移到相对更落后的国家发展，亚洲四小龙的产业结构也相应升级，呈现出有先后秩序的发展。
所以日本向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建设了许多援建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桥梁等基础设施，也包括一些公共建筑，这些项目遍及中国各地。
而由于中国建筑设计水平和日本相比还比较落后，所以一些大型项目的设计任务就落到了日本建筑师手里，像黑川纪章这么有名的大建筑师，有人邀请他来做项目一点儿也不稀奇。
至于两位建筑师联合设计，在建筑界同样不是什么少见的事儿，北京大兴机场就是由扎哈和appi联合完成设计工作的。
“哎呀，其实现在就有一个很适合的项目！今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的时候，和贵国达成了一项协议，要在北京修建一座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之前他们邀请过我来设计这件作品，我暂且没有回应，不如就由我们两个来完成这项设计吧！”黑川纪章问道。
“如果有关部门许可的话，我当然没有问题！”林楼这次倒是没有拒绝，现在亚运会的任务还早，他完全有时间完成这项工作。
至于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他后世也去看过，黑川纪章的确在这个项目里出了力，但是却引发了一些很不好的后果。
该项目的建设费用是由中国方面的财政拨款和日本方面的捐赠款项构成，建筑师则是日本的黑川纪章还有中方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李宗泽先生，但是等项目建成的时候，人们在新闻报道里就只看到了黑川纪章的名字，同样是这个建筑群规划设计者的李宗泽先生的名字，则在新闻报道里被抹去了。
难道这个项目就是黑川纪章一个人设计的么？显然不是，实际上当李宗泽先生按照合作协议的规定，带着规划设计方案前往东京的时候，黑川纪章这边还没有开始动工呢。
他在看了李宗泽先生的方案和规划模型，又听取了他的设计理念之后，黑川纪章表示这是很有魅力的方案，整座建筑群被分成互为联系、互相呼应的东西两部分，南北两端则留下开阔的园林空间，与毗邻的城市公园相融和。
整个建筑布局与体型环境呈现出一种平和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这套方案的整体布局和空间构图的基本模式成为继续完善方案的基础，被保存下来，并且应用到了最终方案当中。
经过两个多月的合作，李宗泽先生和黑川纪章在该方案的基础上，对建筑项目的安排、建筑个体的造型、构图等等，做了更具体、更细致的调整、雕琢和推敲，将折线构成的游泳馆、饭店、别院改成椭圆形和圆形。
在方案的讨论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黑川纪章原本打算把饭店设计成圆柱形，外墙用红砖砌成，窗户较小，顶部有一个遮阳帽似的顶盖。
但是这个方案很容易让中国的老百姓联想到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土地上修建的大量炮楼，所以李先生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中方的官员也坚决支持李先生的意见，最终这个方案被否决了，改成了另外的方案。
方案确定之后，双方分别完成施工图，李先生负责中国出资的饭店，以及整个室外环境和园林部分的图纸，黑川纪章则负责日本捐款修建的游泳馆、剧院和研修用房的施工图；这套方案得到了业界专家的一致好评。
可等到项目正式落成后，在国内新闻媒体的报道上，却只有国际建筑大师黑川纪章的名字，竣工仪式上，主办方在主席台上为黑川纪章安排了座位和发言，却没有李宗泽先生的位置，这种情况实在是让人感慨不已。
虽然在工作进度上有点偷懒，但这件事却不是黑川纪章的意思，而且主办方和中国媒体的主张，让李宗泽先生蒙受了巨大的委屈。
究其原因，一来在国内的媒体上，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报道摄影作品的时候要提摄影师，报道文学作品的时候必然会提到作者，报道画作的时候同样如此，但轮到建筑作品的时候，却很少提建筑师的名字。
这是因为集体主义的影响，在很多人看来，一座建筑能否成功，是集体的功绩，包括勘查地况的技术人员，建造楼宇的工人，如果特意点名建筑师，那岂不是成了他一个人的功劳？所以在媒体报道上就没了建筑师的名字。
直到贝聿铭、黑川纪章等外国建筑师进入国内，才逐渐改变了这一情况，那些新闻记者看到这些迥然不同的建筑作品后，理所当然地将其归为国外建筑师的功劳。
而且不管贝聿铭也好，还是黑川纪章也罢，都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建筑大师，是被咱们千辛万苦邀请来的，你要是不提人家的名字也太不合适了吧？
但是在对待咱们自己的建筑师上，就没这么宽松了，国内的建筑师，在咱们自家家里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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