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方面诉求很好理解，倘若置换土地能够继续逐年收取租金；倘若王金村委会给予一次性补偿，农田原主人即蔬菜大队农民们会一轰而上闹着要分钱，那就难以处置了。
对此楼遥补充说正在进行的港口改制，农用产品集散中心拟以集体土地入股，在此背景下补偿现金会带来变数和负面影响，宁可参照以前做法置换土地保持账面资产稳定性。
“我个人认同港口诉求，它不影响12家企业拆迁事件的处理，无非价格问题，集体与集体都好商量，”白钰道，“最终核心在于企业三点要求，也是双方闹到法院打官司的症结，都觉得自己有理，都不肯退让或服输，斗来斗去就会撕破脸皮了，是吧？但法院会说哪一方对还是错吗，也不会的，这一点请相信我，法官会以协议和事实为依据，挨个儿给双方挑错，最终错误多的一方承担多些责任，错误少的一方也要承担相应责任，大家想想是不是。”
高波附合道：“但又不是平时所理解的和稀泥，而是厘清双方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对，换而言之要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白钰赞许地瞟了高波一眼，目光又掠过呆若木鸡的彭军湖，续道，“所以，下面我根据三点要求做个表态，如果企业方面觉得可以接受那就算和解了，没必要继续争论不休，大家时间都很宝贵，是吧？”
会议室里静得令人紧张。
连楼遥都略感诧异，因为作为市长，正常情况下不可以在这样的场合乱表态，万一表述错误或者引起不满，正府方面连退路都没有了。通常是市长讲两条原则及安抚性的话，接下来让各方展开讨论磋商，大致达成共识后顺势拍板。
两位企业代表也都为不按常理出牌的市长捏了把汗，市长话一出口虽谈不上金口玉律，起码在勋城市区两级正府是顶了天，哪怕荒谬得全无道理，各层各级都会引经据理竭力维护。
所以呢，官场有时就是这样，看似笑话实质有其内在逻辑。
白钰看出各方不安，沉声道：
“第一，我认同应该赔偿因不当执法造成12家企业停工误工的损失，但具体金额要进一步核实确认，比如查看企业生产记录、进出库记录、账户流水，比如计算淡季旺季平均值，赔偿金额不可能单方面说了算，对不对？”
两位企业代表均松了口气，连连点头道：“对，对，赔偿金额再讨论，只要正府有同意赔偿的态度就行。”
“请同志们注意，认同赔偿的前提是认同‘不当执法’，这一点很关键，”白钰严肃地说，“我想这其中有两个层面，第一消防、环保、安检等部门有权联合执法，毕竟扰民和污染等问题客观存在，该罚款该处理你们12家企业都要接受；第二，的确如企业所反映，为什么刚开始落户时允许，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期间不查处，市里启动城中村拆迁时开展联合执法？显然街道办和村委会是有问题的，我按一条‘选择性执法’帽子戴到你们头上没意见吧？执法没错，时机不对，这是我认同‘不当执法’的原因，因此对于企业方面第一条要求我觉得可以部分接受，查封措施马上解除，你不解除企业怎么搬迁？在这个过程中村委会执行上级指示过于呆板、僵化，忽儿100万忽儿30万语焉不详，没有起到承上启下居中调停的作用；街道办找退休老领导了解情况还是做了些工作，但迫于拆迁任务采取过于强烈的手段，造成不该有的负面影响，我建议番云区要追究两级基层组织相关人员责任！”
“区委区正府立即贯彻白市长指示精神，尽快实施到位。”番云区副区长听得汗如浆出，一迭声地答应。
街道办和村委会负责人都低头不语，暗地里慌了神，以前习惯于体制内层层护着罩着捂着，没料到白钰当众承认基层组织存在错误，委实不啻于重重一击。
“基于前两条要求取得的共识，我想第三条没问题吧？”
白钰环顾众人，沉重地说，“我理解市里对城中村拆迁的高要求高标准以及期限传导到基层的压力很大，但压力之下动作不能变形，更应该在实际操作中讲温度，有人情味儿。刚才李代表有句话让我深有感触——做实业攒的血汗钱个别基层干部嘴皮一动就没了！确实如此啊同志们，还说上次我接访的对面做烧饼的老板，同样也是拆迁问题，住宅与非住宅一字之差补偿价相差二三十万，人家得手贴多少只烧饼才赚得回来？当然不是说放松测量和认定标准，而是，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同志在具体执行当中务必要记得自己也是人民的一分子，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工资奖金福利来源于无数企业个人缴的税款，我们怎么可以不管不顾企业和老百姓实际困难，动辄吆三喝四摆官架子、拿规章制度作威作福？那是不对的，同志们！”
这番话说得副区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都面有惭色，而两位企业代表则心神激荡，丝毫没料到这位年轻的市长从这样的角度批评手下。
白钰继续道：“有人讲你白市长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正话反话都被你占了，你要是不拆城中村不就没这么麻烦吗？英语中有个短语叫ele即房间里的大象，特指一些触目惊心的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感受。比如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可说实话当有人抽烟，多少人会劝他别抽否则对身体不好？所以‘房间里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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